Infrastructure tools to support an effective radiation oncology learning health system

录尚书事是中国东汉章帝时开始设置的职位。不过早在西汉昭帝时期就已出现领尚书事，昭帝初继位，大将军霍光秉政，领尚书事 ^[1]。此处的领尚书事和录尚书事同义。它不是一个独立职位，需附加其他朝廷重要官职之下。如195年（东汉献帝兴平2年），曹操官拜镇东将军、录尚书事^[2]，221年（蜀汉建安26年、章武元年）蜀汉诸葛亮官拜丞相、录尚书事^[3]等。此职从汉代以来是有弹性的，直到东晋，录尚书事权力扩大，形成常设制度，称宰相。^[4]

西汉武帝时，尚书开始经手天下章奏，历经曲折，到东汉光武帝时尚书业务已增加至分设六曹，设尚书台。东汉时，大臣中位阶最高的三公权力已受到尚书台的严重影响，仅剩执行政务的权力，而决策的空间大大受限（关于尚书与尚书台历史详见条目尚书 (官职)）。75年章帝即位时首度任命录尚书事一职予重臣牟融与赵憙。兼录尚书事的重臣可以经手尚书台业务，且地位高于尚书台最高长官尚书令，等于将政务执行与决策的权力重新集于一身。东汉自汉章帝之后多为幼帝临朝，常任命重臣为太傅兼录尚书事，如和帝时的邓彪、殇帝时的张禹。朝廷重臣若要完全掌握行政实权，亦必须兼领此职。例如曹操安插重要属下荀彧为尚书令，自己为录尚书事；刘备托孤时以尚书令李严为录尚书事的诸葛亮副手；蜀汉蒋琬、费祎作为政治最高决策官员时，均以尚书令兼录尚书事。此后至南北朝均有录尚书事任命之记载。^[5]祝总斌在其《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》中指出东晋录尚书事制度的四个特点：常态化，制度化，贵族化，宰相化。^[6]

东晋录尚书事制度出现以下变化：

1. 东晋前后存在百三年，录尚书事除很少几年因特殊原因（如资历不够，无合适人选等）空缺外，一直设立，没有中断。这和西晋是不同的。
2. 在制度上明确规定录尚书事权力是“职无不总”。
3. 从具体人选看，高级士族借助录尚书事制度控制朝政之性质，便更为清楚。
4. 更重要的是：东晋录尚书事不仅在制度上，而且在实际政治中，握有大权，被称作宰相。
   ——祝总斌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

• 东汉献帝时（192年），董卓被刺杀后，司徒王允兼录尚书事。
• 东汉献帝时（195年），曹操迎接献帝后，献帝封其为镇东将军、费亭侯，稍后封假节钺、录尚书事。
• 刘备称帝时（221年），诸葛亮受封丞相、录尚书事、假节。
• 西晋武帝时（270年代），贾充封太尉、行太子太保、录尚书事。
• 司马睿317年称晋王，实际掌权者王导拜右将军、扬州刺史、监江南诸军事，迁骠骑将军，加散骑常侍、都督中外诸军、领中书监、录尚书事、假节。
• 东晋安帝时（402年），桓玄掌握都城，矫诏加封自己为总百揆、侍中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丞相、录尚书事、扬州牧、领徐州刺史、假黄钺、羽葆鼓吹、班剑二十人，置左右长史、司马、从事中郎四人，甲杖二百人上殿。
• 桓玄称帝后，405年刘裕击败桓军，迎回晋安帝。408年，经过多次推辞，刘裕接受录尚书事任命，同时受封侍中、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扬州刺史。
• 南朝齐时（501年12月），萧衍占领首都健康，受中书监、都督扬南徐二州诸军事、大司马、录尚书、骠骑大将军、扬州刺史，封建安郡公，食邑万户，给班剑四十人。次年2月封梁公，3月封梁王，又过1个月接受齐帝禅位。
• 南朝梁时（556年4月），陈霸先击退北齐进犯军队，8月受封丞相、录尚书事、镇纫大将军，改（扬州）刺史为牧，进封义兴郡公。第二年9月为陈公，10月封陈王，3日后接受梁帝禅位。^[7]

曹魏

陈群、曹爽、司马懿、司马师、司马昭

蜀汉

诸葛亮、蒋琬、费祎、姜维

东吴

刘基、滕胤、全尚、濮阳兴、纪亮、滕牧、虞昺、李仁、华融

晋

王沈、贾充、司马亮、杨骏、司马泰、司马柬、卫瓘、司马肜、王浑、陈准、司马颖、张方、司马越、麹允、索𬘭、王导、司马羕、荀组、陆晔、荀崧、庾冰、何充、司马昱、蔡谟、桓温、谢安、司马道子、司马元显、桓谦、王谧、刘裕

• 领尚书事
• 省尚书事
• 视尚书事
• 平尚书事